万历皇帝的遗骨被当众焚毁，灰烬随风散落在定陵博物馆广场上。那一天是1966年的某一天。
他不是唯一的一个。
还有他的两位皇后，三口棺材里剩下的白骨，连同地宫里抬出来的金丝楠木棺椁，几百年间从未见过天日的遗骸，在几个小时之内成了一堆灰烬。旁边没有人阻拦。
这件事距离那次“科学发掘”过去了将近十年。
一切都从一份报告开始。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个明史迷，书房里堆满跟明朝有关的各种文献。
他对那些纸上的记载越来越不满，觉得真正的答案可能埋在地下。
他自己推不动这件事，需要找一个分量够重的人出面联名。他找到了郭沫若，中国科学院院长，学界政界都能说上话的人。
郭沫若点了头。
1955年10月，一份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递了上去。六个签名排成一列，个个都在当时的文化圈有一席之地。报告的目标是朱棣的陵墓，理由是研究明初历史，建地下博物馆。层层流转，最后到了周恩来桌上，批示“原则同意”。
两位考古界的专业人士当场站出来反对。
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说技术条件根本不行，出土文物见了空气就毁。考古所副所长夏鼐态度更硬，说现在的保护能力配不上这次发掘，挖了等于破坏。
他们的反对意见被记录在案，但批示已经下了。委员会成立，六位发起人都在列，两位反对者也被强行拉了进来。
长陵的入口找不到，勘探队在附近转了几圈一无所获。
郑振铎顺势建议换一座小的试试手，定陵被选中。
万历皇帝的陵墓规模小一些，而且宝城墙角塌了一处，裂缝里隐约透出线索。
1956年5月正式开挖，带队的是28岁的赵其昌，北大刚毕业，人生第一个项目。
地宫大门在1957年5月推开，里面躺着三口棺椁，陪葬品超过三千件。丝绸、衣物、书籍、金器银器，保存状态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好。
但空气涌入几分钟之后，那些丝织品开始变色变脆，肉眼可见地发黑碳化。没有恒温设备，没有湿度控制，考古队员手忙脚乱却什么也做不了。郑振铎和夏鼐当初说的每一个字都应验了。
九年之后的破坏更彻底。
那些从地宫移出来的骸骨被翻出来拖到广场上，砸碎焚烧。金丝楠木棺椁被扔进山沟任其腐烂。
赵其昌回忆那段往事时语气很平，但他记得每件文物挖出来时什么样、后来变什么样。
这场发掘最终换来一条铁规矩：不主动挖掘帝王陵墓。1997年国务院重申，技术手段尚未成熟，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。三千多件残损文物和一堆骨灰换来的教训。
民间一直流传一种说法，说郭沫若力推挖明陵是因为和朱元璋有隔代血仇。
传得有头有尾，说他是郭子兴后人，朱元璋早期投奔郭子兴起家，后来却对郭氏赶尽杀绝，郭沫若是在替祖宗报仇。故事很完整，但经不起查。
《明史》记载郭子兴“后遂绝”，根本没有留下后代。
族谱也理清了分支，郭子兴属郭子仪六子郭暧一脉，郭沫若属七子郭曙一脉，早在唐代就分了家，几百年没有任何交集。
整个定陵发掘是一次正式的国家行动，有报告有审批有委员会有专业队伍。
吴晗想研究历史，郭沫若被拉来站台，赵其昌在执行任务，郑振铎和夏鼐从头到尾都在反对。把这一切简化成某个人的私人复仇叙事，跟事实差得太远。
定陵最大的遗产是那个教训：面对地下沉睡的历史，技术没到位之前不动手，是对文明最基本的尊重。那段烧成灰的骨头没留下任何痕迹，但比一座完整的地宫更能提醒人们学会敬畏。有些门不该急着推开，推开之后关不上的代价，几百年后还在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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